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推动中国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奠定基础。

  继中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之后，近期，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也纷纷跟进，相继公布了本国的碳中和目标实现时间表。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令世界更加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应对全球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已变成全球各国刻不容缓的任务。

  “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以内。”这是《巴黎协定》的长期目标。为实现这一温控目标，全球逾20个国家已宣布要实现碳中和。

  2020年9月底，中国提出要在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此后，日本首相菅义伟宣布日本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紧接着，韩国总统文在寅称，要与国际社会一起致力于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同年11月，加拿大政府出台了法律草案，明确要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

  在欧洲地区，2020年4月，法国颁布法令通过“国家低碳战略”，设定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英国预计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瑞典宣布要在2045年实现碳中和。

  美国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11月正式退出《巴黎协定》，但2021年1月20日，拜登在就任总统首日便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将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并承诺美国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20年10月底发布的《2020能源技术展望》报告，在“可持续发展情景”下，预计全球能源系统将在2070年全面实现净零排放；而在低碳发电技术部署加速的情况下，全球将驶入“更快创新情景”，在2050年全面实现净零排放。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尽管在实现碳中和目标上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大的压力和挑战，但依然向世界展现了坚定不移的减排决心和大国担当。

  2020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入2021年要抓好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

  2021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从生产、流通、消费、基础设施、绿色技术、法律和法规政策等6个方面对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作出部署安排，并明确了85项重点任务和牵头单位。

  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工信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也相继出台文件，从发展清洁能源、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压缩粗钢产量、落实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建立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等方面引导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开展。

  国务院参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表示，在“十四五”期间，应主动采取一定的措施，降低城市建筑能耗、农村建筑能耗、城市交通能耗及长距离交通能耗等，由此未来的低碳发展路径会越走越顺，可以创造出一个中国的低碳发展新模式。

  近些年，中国在绿色发展和碳减排上已经取得一些成效。比如在作为能耗大户的建筑领域，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USGBC）多个方面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是LEED（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认证在美国以外的最大市场。截至2020年10月31日，中国已有近6000个LEED参与项目，注册总面积超过3.32亿平方米。

  除政策引导外，目前企业已成为中国碳减排市场上的主导力量。企业供应链前端的工厂、仓库，以及供应链后端的零售空间与服务空间，都成为公司实现减排、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USGBC北亚区总监王婧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

  王婧介绍，随着发展留下的环境问题凸显，投资机构开始将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中的表现纳入投资决策，投资者自上而下的关注，也提升着企业对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策略的重视，慢慢的变多的企业加入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

  在中国，香港联交所于2015年首次发布了ESG报告指引，强制上市企业除了财务信息外，每年需按照联交所规定的框架和指标，披露企业在环境、社会、企业管治上的信息，从原先的自愿披露上升为“不遵守就解释”。2019年香港联交所又进一步对ESG指引提出更高要求，推动香港上市公司ESG报告的合规披露标准向财报看齐。随着投资者的重视，不同资产类别尤其是机构投资的人所青睐的物流、数据中心等，都开始发力推进绿色建筑和资产的可持续性。

  “但我们要认识到，中国当前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阶段的中后期，对未来经济提高速度仍有较高预期，尽管不断加大节能降碳力度，能源总需求一定时期内还会持续增长，二氧化碳排放也呈缓慢增长趋势。”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表示，对中国来说，二氧化碳排放达峰时间越早、峰值排放量越低，就越有利于实现长期碳中和目标。

  “要想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十四五’期间最重要。”何建坤说。

  那么，“十四五”期间低碳发展到底要如何落笔呢？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负责这个的人说，要将有力度的碳强度下降约束性指标纳入“十四五”规划纲要，分解到地方加以落实，并加强监督检查。

  他表示，要抓紧制定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在“十四五”“十五五”期间持续推动实施；明确各地方和重点行业的达峰目标、路线图、行动方案和配套措施；同时，要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快速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立法。

  能源低碳转型是重要内容。这位负责人说，“‘十四五’期间要采取比较有效措施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实施更加严格的控煤措施，全力发展非化石能源，提高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的消纳能力，积极开发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制氢等先进的技术和产业。推进电力系统转型，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电力交易和调度机制。”

  同时要调整和优化产业体系。何建坤表示，要通过发展数字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控制煤电、钢铁、水泥、石化、化工等高耗能产业的扩张，推进产业体系调整和升级，使单位GDP能耗迅速下降，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增长。

  “先进深度脱碳技术和发展能力，将成为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走上深度脱碳发展路径也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何建坤说。

  国家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后，各地已陆续行动起来，着手制定本地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计划。目前，北京、天津、山西、山东、海南、重庆等地已经提出了明确的碳排放达峰目标。

  然而，对于低碳城市建设，仇保兴提醒，要防止步入高技术的“低碳陷阱”和外部植入式的“低碳陷阱”。比如，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附近的“生态新城”马斯达尔便是“技术本位”的典型代表。

  马斯达尔是一座建立在沙漠之上的碳中和、零废弃物城市，是一套利用一系列高新绿色科技项目，通过城市内部自循环，完全实现零碳排放的城市体系。

  马斯达尔的建设规划最核心的理念，就是让这座诞生在石油之都的城市不使用一滴石油、不使用汽车，而全部采用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其中光电太阳能占52%、大规模的太阳热能农场占26%、屋顶太阳能热水收集器占14%、将废物转化为能源的工厂占7%、风能占1%。马斯达尔城禁用汽车，上班族能够正常的使用私人快速运输系统（PRT），该系统由大约3000辆以可回收镉锂电池驱动的汽车构成，车辆停靠车站时可同时充电。

  “马斯达尔延续的是工业文明的传统思路——挑战自然，以高科技、高代价、高指标来追求零排放，是为了新技术的集成使用而设计的城市，而不是为了人的生活更美好。”仇保兴说，“这类城市建造维护的成本高昂，计划居住5万人口，总成本高达220亿美元。高昂的建造成本使得某些项目根本难以推进。更大的问题就在于，造价极高的自动汽车驾驶轨道，面对无人驾驶新技术，很快就会被淘汰。这种城市忽略了城市改造的渐进性以及居民的自主创造能力，成为了‘低碳的居住机器’，而与人的行为无关。”

  另一类“低碳陷阱”就是“逆城市化”的新城建设。仇保兴说，“‘逆城市化’模式提倡倒退到农耕社会生活方式，远离现代城市文明，是被动适应而难以持续的。而且，外部植入式的人群聚居模式，虽然对当地自然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与当地建筑的文化、居民的正常生活习俗完全脱节。”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位于辽宁省本溪市的黄柏峪村。

  黄柏峪村总体设计引入威廉·麦克唐纳“从摇篮到摇篮”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最重要的包含三方面：一是优化土地资源利用，集中村落生产生活用地；二是农村社区中新建住宅要采用当地可获得的、可再生的建筑材料，使新民居具有环保、节能的良好性能；三是生产原料和能源要形成可持续循环。

  但建成后的可持续发展用房由于存在着建设造价高、使用年数的限制短、功能设计不便以及居住成本过高等因素，没办法得到村民认同。而且引进的威蒙砖块无法适应当地寒冷的天气特征情况，经过两年的冰冻，建筑表面的砖块就会散掉，其余的抗住压力的强度也会大大下降。

  仇保兴强调，“建设低碳城市，应尊重自然生态、历史背景和文化，考虑普通居民的利益，有创造性地进行规划、管理，使城市具有持续减碳的自我进化能力。要将紧凑、混合的城市空间与宽敞的田园相结合，设计建造适应本地气候的绿色建筑，不使用昂贵不可复制的高技术，‘以人为本’是低碳生态城市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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